位于上海地鐵龍陽路基地內的分布式光伏發電站。新華社 發 世界氣象組織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2023年是全球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熱年份。
面對極端天氣頻現、氣候危機日益凸顯的現狀，香港大學ESG研究所所長何國俊在“一席”演講中，從政府、企業以及普通人的角度，講述了氣候行動的緊迫性以及我們應該怎樣展開氣候行動。
“張華成了一家ESG基金的基金經理，李平進入新能源行業當了一名產業工人，我下班以后兼職監測環境違法企業：積極開展氣候行動，我們的地球有了更加光明的未來。”——何國俊
■何國俊
氣候變化問題的本質是能源問題
氣候變化問題的本質是能源問題。從工業革命到小樹屋現在，整個人類社會使用了大量能源，其中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氣以及煤炭占絕大多數。
從能源使用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來看，能源消耗和我們的生活水平幾乎呈現一個線性的關系。我們分析全世界所有國家從1990年至今的能耗數據以及人均收入數據可以看到，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新興經濟體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能源消耗都在穩步提升。可以說，沒有能源，就沒有經濟增長，而未來發展中國家的能源需求仍會繼續增長。
過去幾十年，世界上的天然氣和石油基本保持著夠用50年的儲量。我們在20年前、30年前就聽到過一種說法，那就是我們的石油快用完了、天然氣快用完了。但是為什么用了幾十年還有那么多呢？那是因為我們的開采能力在增強，探明儲量的能力也在增強。所以，我們每年消耗的石油和天然氣，并沒有讓可開采的化石能源儲量大量下降。
再來看煤炭。煤炭儲量雖然在過去20年中有巨大的下降，但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發達國家不再用煤炭了，這些國家發現煤炭污染特別嚴重，慢慢就很少開采，也不再去探明新的煤炭儲量，所以造成世界煤炭儲量顯著下降。然而，即使到今天，煤炭儲量還夠人類社會再消耗110年。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消耗的化石能源已經讓全球的氣溫比工業革命之前上升了1.2℃至1.3℃。如果把已經探明的化石燃料和油氣資源都燃燒了，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大概會上升2℃。如果把煤炭也全部燃燒了，全球氣溫將上升6℃左右。這對整個人類社會將是毀滅性的打擊。現在國際氣候變化談判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1.5℃以內。
要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化石燃料目前對人類而言依然充足且便宜，它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仍作為初級能源被使用。
第二個困難是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非常顯著的地區差異性。像非洲、印度以及南亞的一些國家，氣溫上升會導致過早死亡率急劇提高。有些國家被稱為脆弱國家（比如一些太平洋島國），氣候變化對于它們而言就是生死存亡的問題。但是在一些較冷的地方，氣候變暖可能反而會降低當地人群的死亡率。
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氣候變化問題本質上是要怎么樣去發展的問題。而對于大多數發達國家來說，氣候變化問題就是愿不愿意去解決這個問題、愿意花多少錢，因為輕微的氣候變化可能對他們并沒有什么影響。
是減緩氣候變化，還是適應氣候變化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我們有兩類政策思路。
第一類是減緩氣候變化。這要求社會盡量節能，減少碳排九宮格放，不要過多地依賴化石能源的使用。甚至在特定的時間節點，出臺像拉閘限電這樣的措施。
第二九宮格類是適應氣候變化。未來，極端天氣可能會越來越多，夏天會特別熱，冬天又會特別冷，洪水、臺風、干旱甚至冰川融化等氣候現象都會越來越普遍。我們怎樣應對這些極端事件呢？比如，普及空調。這樣，過冷或過熱的天氣就沒有太大的問題。我們還需要改進基礎設施，讓它們更有韌性。這樣，當臺風、洪水到來時，我們就不會承受很大的損失。但是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采取這些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本身是需要消耗能源的。
所以，一方面，為了緩解氣候變化，我們想要減少能源使用；另一方面，為了適應氣候變化，我們卻要使用更多的能源——兩者好像存在著矛盾。
我們曾經對日本福島地震后關停核電站所造成的影響做過調查研究。地震導致核泄漏以后，引起了日本全民恐核，于是，日本政府關停了全國所有的核電站。而日本之前是一個高度依賴核能的國家，所以，核電站被關停后，直接的影響就是缺電，電不夠用了。2014年，受福島核電站關停的影響，東京需要節省12%的電。之后，隨著其他核電站陸續關停，其他地方也需要節電。所以，日本政府就號召大家省電。
省電有很多途徑，其中對居民影響很大的一個措施就是限制空調的使用。結果，節能政策實施后，在炎熱的夏天和寒冷的冬天，由于需要省電而不能充分使用空調，導致教學死亡率大幅上升。死亡的主要是什么人呢？大都是老年人，因為老年人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在特別寒冷的時候，如果不能給他們提供適宜的溫度環境，就很容易引發心梗等疾病。我們估算下來，日本每年由于節能政策，有超過7000個老年人因為極端天氣而過早死亡。所以，即使是在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如果限制使用能源，也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健康成本。
用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那么，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制定政策呢？
首先大家想到的就是，減少化石能源的使用，更多時租空間地用清潔能源去替代。從近年的一些數據來看，我覺得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個比較樂觀的未來。
過去十來年，光伏發電的成本下降了90%以上，風能發電的成本也在迅速下降。到2020年，光伏發電已經比用煤發電更便宜了。只不過光伏發電與風能發電都不太穩定，而且我國的風、光資源主要集中在西部，而用能主要集中在東部，所以，加上運輸、消納環節的成本，目前光伏以及風能發電的成本還是高于化石能源。但是，我估計在未來幾年里，清潔能源的發電成本會進一步降低，從而真正實現比化石能源更加便宜。
如果清潔能源變得更便宜，我們就不需要限制大家使用能源了。事實上，我們在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并不是要限制大家使用能源，這是一個誤解。相反，我們可能還要擴大能源的使用，讓那些貧困人群有更多的能源可以使用，這樣他們才能更好地去適應氣候變化，只不過我們要把能源的來源從污染嚴重的化石能源換成清潔能源。
與此同時，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銷量在過去幾年快速增長，鋰電的成本也在過去十幾年間迅速下降。很多研究都預測，按照現在的發展軌跡，未來鋰電成本會進一步下降。預計到2025年，最遲到2030年，擁有和使用一臺電動汽車的成本將會極大地低于傳統汽車，這樣，電動汽車將會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大規模替代。
算算碳排放的經濟賬
想要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另一項政策設計是碳定價。
所謂碳定價，就是對溫室氣體排放以每噸二氧化碳為單位給予明確定價。簡單來說，就是企業每產生一噸二氧化碳，對社會、對未來造成的成本都要反映在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中。這個成本雖然企業不承擔，消費者也不承擔，但是整個社會是要承擔的，所以我們需要對企業碳排放做一個成本核算，這就是碳定價的原理。
比較常見的有兩類碳定價的機制，第一類叫碳市場，第二類叫碳稅。
在碳市場中，由政府或其他管理機構設置總排放限額，并發放或出售排放許可（或稱為碳信用）。企業或組織可以在市場上買賣這些許可，以遵守排放限額。如果他們的排放低于分配的許可，可以出售剩余的許可；如果排放超過限額，則需要購買額外的許可。
碳稅就是對碳排放征收的稅費。它直接對化石燃料的消費者或生產者征稅，稅額通常基于每噸二氧化碳或等效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歐洲長久以來都是碳定價政策的世界領導者。歐洲不僅有統一的碳市場，很多國家還額外征收碳稅。中國從2012年開始了碳市場試點，并于2021年建立了全國的碳市場。
不過，在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碳市場，碳定價是不同的。歐盟碳市場的價格在80到100美元之間，中國相對而言比較低，基本上在幾十元到100元人民幣之間波動。其他國家的差異也很大。
大家肯定會問一個問題：什么樣的定價是合適的呢？其實，經濟學家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這里我要講一個新的概念，叫作碳的社會成本。碳的社會成本，就是每排放一噸二氧化碳給社會帶來的損失，折合成貨幣價值有多大。原則上，它反映出一系列可能影響社會的成本，包括適應氣候變化的成本。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他估算的碳的社會成本是266美元/噸。根據2022年《自然》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來自學術界的估算成本是185美元/噸。
實際上，很多國家已經把碳的社會成本引入監管或制定政策過程中。比如在美國，政府在審批一項工程的時候，需要保證它的收益大于成本，這個成本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碳排放的社會成本。把這部分成本加進去后，如果成本高于收益，那么這個項目就不能獲批。
我們再來看一下國際碳價的變化趨勢。在2018年以前，國際碳價總體保持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但是，隨著歐盟開始逐漸推進碳中和策略，它對企業碳排放有了越來越多的限制，于是碳價開始上漲。在過去一兩年，國際沖突進一步加劇了碳價的上漲，因此歐盟現在的碳價基本在80到100美元之間。而其他國家的碳價受國際沖突的影響并不大，大部分地區在20美元左右。
中國的碳市場還很不活躍，流動性較差。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國的碳配額是免費發放的，所以企業進行碳交易的動力不是很強。在每一個履約期快到期時，企業發現自己的碳配額不夠了或者多出來了，才會突擊去市場上交易。這從側面反映出我國企業本身管理碳資產的能力還是比較弱的。
ESG成為一種新的企業社會責任理念
在我國，只有發電企業可以進行碳交易。除了發電企業，未來可能有一些高能耗的企業也會被納入碳市場，包括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行業。那么，其他企業可以做些什么呢？
這里我們就要講到一個在過去幾年中正變得越來越重要的概念，叫ESG——Environment，Society and Governance（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的理念就是，企業不能只關注自己創造的產品本身的價值、關注自己的盈利，還需要關注它對環境的影響、關注公司內部的治理以及更廣泛地關注一些社會議題。現在，ESG已經成為一種新的企業社會責任理念。
金融機構的介入，是ESG越來越受到關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根據2020年的數據，全球專業資產管理公司在考慮自己的投資決策時，有17.1萬億美元的投資管理是把一個公司的ESG標準作為重要的考量。這個數據在2016年時只有8.1萬億美元，2010年時只有2.5萬億美元。而到了2020年，美國的機構投資者、基金經理等在每3美元的投資中就會有1美元是采用ESG的投資策略，這些投資策略可以直接影響企業的投融資成本，積極地激勵企業去進行轉型。
典型的ESG案例是蘋果公司今年推出了它的第一個碳中和產品——新版Apple Watch。該手表中大量使用了可再生材料，生產工藝也使用清潔能源，盡量減少塑料包裝。為了節省交通運輸上的碳排放，貨物運輸也不用空運，改用海運。當然，這并不能把它的碳排放降到零，所以蘋果公司通過種植更多的樹，進行生態補償，把碳排放吸收掉。
再來介紹一個ESG案例。我們和“餓了么”平臺進行合作，希望能夠降低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餓了么”平臺在一些試點城市中，把送餐的默認選項改成“不需要餐具”，同時消費者可以因此獲得螞蟻森林一定的“綠色能量”，“綠色能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可以選擇進行植樹。我們發現，這樣的一點點改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在上海、北京和天津這三個城市的試點運行中，選擇“不需要一次性餐具”的下單量明顯變多。這么一件幾乎零成本的事情，每年可以讓超過20%的外賣訂單不需要一次性餐具。而這個微小的改變如果推廣到全國所有的城市，每年可以減少220億套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每個普通人的小舉動都是有用的
這里我想特別個人空間強調的是，我們作為普通人，每個人微小的善意、微小的舉動，對于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也是有用的。
在一項全國性的實驗中，我們讓志愿者實時監測中國超過25000家重點排污單位的排放情況。如果發現某一家企業持續排放超標，志愿者就會通過不同的渠道投訴這些企業，包括微博、舉報平臺、各地的環保熱線等。
這項實驗持續了10個月，志愿者一共投訴了超過3000次。他們的投訴有用嗎？公眾的參與能起到改變企業行為的實質性作用嗎？我們的實驗結果表明，他們的投訴不僅有用，而且還對環保事業產生了非常大的正面影響。我們發現，如果一家企業因為排污超標，在微博上被公開舉報，它之后再次超標的概率會降低60%；非公開的舉報也有用，但用處沒那么大，大概能降低20%。
在微博投訴之外，我們還增加了一些評論、轉發和點贊。我們看到，市民的公開投訴，會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環保監督機構的關注，從而促成有關企業行為的改進，無論是空氣中二氧化硫的濃度還是水污染中COD（化學需氧量）的濃度，均在改進之后有了明顯下降。我們每個普通人去做這樣一件事情，成本很低，卻可以讓環境保護真正落到實處。
應對氣候變化，剛才講了政府應該怎么辦、企業應該怎么辦以及我們普通人能做些什么，最后我來一個結尾。
1998年的《新華字典》上，在介紹冒號怎么用的時候，用了這么一段話：“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平進入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我想把這段話改一改：“張華成了一家ESG基金的基金經理，李平進入新能源行業當了一名產業工人，我下班以后兼職監測環境違法企業：積極開展氣候行動，我們的地球有了更加光明的未來。”（夏未涼整理）